一、提高干部新闻素养，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领导干部的新闻素养是指领导干部掌握新闻规律，敢于和善于面对新闻媒体，进行舆论引导的本领。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纷争、矛盾冲突增多，群体性事件频发，公共危机事件不断，整天被各种信息所包围的领导干部，需要判别最近发生、突然发生甚至于正在发生的事件中，可能引起公众瞩目与兴趣、涉及公众利益并对公众造成影响的事件，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领导干部如果缺乏这种敏感性和判断力，则可能因为干预、介入不当和迟缓，使小事情演化成大事件。陕西“华南虎事件”和贵州“瓮安事件”都是由小事件而“溃烂”成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教训极为深刻”。究其原因，共性之处在于有关干部新闻素养的缺乏和低下。针对“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表示：“善用新闻媒体、力争第一时间发布以事实为依据的全面准确权威的信息，以增强新闻舆论的公信力。”因此，干部新闻素养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支撑和力量。

    二、国内外舆论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给各级官员提出严峻挑战

    当前，从对境外媒体在华采访开放的新规定的实施到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从新媒体的渐成主流到传统媒体不断转型，从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式剧变到信息控制手段的不断变化，完全打破了以前国内封闭的舆论环境和传媒控制方式。

    1、奥运会对境外媒体开放，境外媒体采访常态化。2007年1月1日《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正式实施。规定国外记者只要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北京奥运会期间，预计将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1600名注册记者前来进行赛事报道，加上非注册的记者，采访北京奥运会的记者总数将达到3万人。作为中国西部惟一的直辖市，重庆在扩大开放、统筹城乡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谋求突破，使重庆真正成为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前沿，加之三峡移民、生态环境、气候变化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重庆会越来越吸引国内外更多媒体关注的目光。一方面通过他们的报道，一个更加立体、生动和全面的中国展示在世界面前。另一方面，一直处于“舆论温室”中的各级干部如何应对以“挑刺”、“找茬”为职业习惯的西方国家的媒体记者，将是一大考验。

    2、网络颠覆信息传播方式，国际国内舆论无界化。互联网使世界时空距离急剧缩短,地球形同村落,信息传播全球化。从而，使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连成一体，相互“感染”，彼此呼应。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将变得更加普遍和容易，一个小事件完全可能经过互联网和境外媒体扇腾放大而引发“蝴蝶效应”。同时，互联网颠覆了以前的媒体管控方式和思维模式。短信的快捷和网络的普及使隐藏真相变得越来越难。

    3、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信息公开透明法制化。今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意味着在信息公开的制度化背景下，官员如何应对公众和媒体，将不是一种高姿态的“亲民行为”，而是法律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如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信息公开的作用，考验着官员的胆识和气魄。

    4、媒体公共职能不断增强，舆论监督职能制度化。近年来，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瓮安事件等，桩桩件件舆论监督，也不断地深化着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舆论监督从来就不仅是新闻媒体的职责，更是民主政治的利器。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要重视和支持新闻媒体正确开展舆论监督。在今天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每个执政者都将置身舆论监督之中，不容回避。

    5、传媒产业进入细分时代，媒体服务对象分众化。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讲话中说：“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当前人们不再满足于“火锅式”的大众媒体，于是，开始出现了媒体从满足大众需求向满足部分人、满足某方面需求的转变，从“大众”向“分众”、“小众”的转变。这就是媒体的分众化现象。而对象化，是指媒体的报道和服务越来越指向特定的对象，是分众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我国各级干部新闻素养参差不齐、总体较差

    1、上下反差：高层干部与基层干部新闻素养脱节。面对当前我国传媒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在近期的人事调整中，一批拥有新闻学历背景或从业经历的中央和省部级高官受到重用，整体提升了高级干部的新闻素养。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防火防盗防记者”依然是一些基层干部“媒体忌惮”的真实心态。一边是总书记与网民在线交流，另一边却是某县委宣传部长在怀念“没有网络有多好啊”。这些反差无不折射在新闻素养方面高层与基层干部之间巨大的落差。

    2、内外反差：我国党政干部新闻素养与国外官员存在差距。差距首先表现在对媒体控制上。西方国家对新闻媒体的操控,都是具有隐蔽性的“软控制”，而我国的媒体控制习惯于用“硬控制”模式。其次，差距表现在媒体运用上。国外一些党派也把“拥有适合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作为新时期党建的重要目标。而我国的某些官员却把新闻媒体作为对手加以防范。

    3、干群反差：干部执政能力不能适应群众日益提高的新闻素养。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网络博客、播客等自媒体出现，让普通民众对媒体“为我所用”的意识自觉萌发和勃兴。不仅如此，信息技术的充分发展、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信息的垄断，领导者不再是“信息的中心”。领导信息资源优势逐渐丧失，领导与大众之间从信息不对称到信息平衡，甚至形成官民信息掌握的倒置状态：大众已经知晓和掌握的信息，官员还可能一无所知。

    4、区域反差：东部与西部地区干部之间存在新闻素养“断层”。改革开放以后，在东西部经济实力呈现巨大反差的同时，东西部干部新闻素养也呈现明显的反差。特别是身处内陆的重庆市，干部新闻素养普遍较弱，据一项问卷调查表明，基本不上网和偶尔上网的比例高达46.3%，充分说明领导干部主动利用媒体进行宣传和舆论引导的意识较差。

    5、敌我反差：各级干部与国外敌对势力在争取国际舆论上经验不足。西藏“3·14”暴力事件后，一些西方媒体的表现反映出我们在争取国际舆论上的不足。相反，“藏独”势力对西方国家的宣传手法和媒体应对技巧十分娴熟，他们首先注重对其成员进行媒体技巧训练。奥运当前，西方媒体呈“大兵压境”之势，亟须提高各级干部新闻素养，争夺国际舆论，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四、增强干部新闻素养，提高干部执政能力

    干部新闻素养不是单纯的“嘴皮功夫”，更不是应付、敷衍甚至哄骗媒体的伎俩，而是通过媒体向公众阐释执政理念、透明执政过程、展示执政效果、坦陈执政得失的能力和技巧，是干部执政能力的立体呈现与全面反映。因此，没有干部综合素质和全面能力的提高，就不可能形成较强的新闻素养。

    一是坚定的政治立场。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种思潮交锋激烈，这就需要我们的干部在新闻媒体面前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大局意识。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时刻坚持坚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和政治观点，严守政治纪律，提高政治敏锐性，增强政治鉴别力，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思考和处理问题。

    二是良好的传媒素养。首先要熟悉传媒规律，尤其是西方国家传媒规律。其次是尊重新闻规律。按照新闻规律办事，把报道权还给媒体，让媒体自己作主，担当法律道德与新闻事实的责任。三是运用传媒规律。运用传播技巧，通过新闻发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调动媒介的兴奋点，使媒介自觉自愿地围绕公共政策部门所发布的新闻事件和议题来进行报道和追踪。

    三是开阔的执政视野。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作为执政一方的官员，不能只注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要有放眼全国乃至全球的开阔视野，才能对当前形势和本地发展有较为准确的判断，不会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盲目和短视行为，也才不会在记者的提问中一问三不知。尤其是在新的舆论环境下，只有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积极主动，站在舆论阵地的制高点，洞察舆情，把握大局，对当下形势、社会思潮、民众心理等情况了然于胸，才能占得引导舆论的先机。

    四是健康的公众形象。干部健康的公众形象应该包括高尚的人格魅力、清廉的执政作风、高效的执政效率、亲民的执政态度。领导干部在公众和媒体中的这一形象一旦被认可，必定增加领导威信，提高凝聚力、感召力，而一旦媒体中出现了不佳的形象，则会降低领导的权威性，影响领导效果。

    五是良好的沟通能力。媒体和记者并不必然成为你的敌人，也不必然成为你的朋友，关键在于你是如何对待他们，如何与他们沟通。要摸清采访意图，然后准备相关内容和思考如何回答；在回答问题时要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要遵循真实的不一定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实的原则；用事实说话，用真凭实据来增强说服力；先讲记者已知的，后讲或慢讲记者未知的；回答问题既不能绝对化，也不要对记者过分承诺；不论记者对你怎样评价，都应对其不卑不亢；不要惧怕有不同的声音。

    六是及时的危机应对。危机应对中，第一时间发布最为关键。如果我们在危机应对中还守着“黄金24小时”原则，必然会陷入被动。从信息发布的内容来看，动态发布优于“说出全部”。第一时间信息发布后，只是积极应对的第一步，一方面还要关注整个事件和事态的发展，随时发布新的消息；另一方面要关注和研判信息发布的效果如何，媒体和公众的反应怎样，应迅速收集和研判媒体和公众的反应，进一步确定下一步信息发布的重点。从信息发布的源头来看，要统一口径，体现发布的惟一性。如果消息发布政出多门，就会导致互相、前后矛盾，让公众莫衷一是，影响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