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光裕看来，川江号子不仅仅是一个音乐作品，“它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声乐作品，跟我们重庆的语言、跟我们重庆人民的生产生活，特别是以前木船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曹光裕称，川江号子起源于船工们的工作和生活，作为喊号子的大号子头，必须要识水性，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和需要下达的指令，用号子的形式喊出来，下面的小号子头和船工在收到指令后，也会用号子的形式回应。
随着机动铁船的普及以及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川江号子逐渐失去了其生存发展的基础，加之传承断裂等因素，不得不面临失传的困境。对于17岁就当了船工，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曹光裕来说，川江号子他最初谈不上喜欢，甚至有些抵触。“那时候劳动强度非常大，工作也非常艰苦。所以每次一唱号子，就意味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要开始了。”

1987年，陈邦贵被邀请去法国演出，长江上的沧桑呐喊，一下子震惊了世界。那年国外给予的评价是“不输于在国际上成名已久的伏尔加船夫曲”。同为轮渡公司船工的老人71岁那年，找到了曹光裕，希望他能跟着自己学唱川江号子，甚至差点以跳河作威胁：“我眼睛一闭这个民间艺术就没有了，你再不学的话，我也不知道我能活到哪一天。”
真正学习以及表演后，曹光裕开始对川江号子有了更多的理解：“川江号子在我们重庆人民的心里都有一种精神内涵，也就是我们重庆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我们的祖辈用他们不屈的精神、坚实的足迹，拉出了我们城市的文明和发展。”他表示，老的唱段或许会过时，但川江号子里所蕴含的劳动精神，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在曹光裕看来，川江号子中所蕴含与险滩、大河甚至命运搏击的勇气，团队之间无限信任合作的精神，以及唱词中对劳动本质和哲学的感悟，构成了川江号子的“魂”，只要这个“魂”还在，川江号子就不会消亡。“时代要求我们创新，作为传承人不创新也不行。”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民歌大会》、《我要上春晚》等节目，都留下了川江号子的身影。
“川江号子和其他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在传承上都是同样的现状，就是徒弟很难找，政府和社会对此非常重视，同时也展开了非遗进校园的活动。”从2012年起，曹光裕每周都要到重庆人民路小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川江号子学习兴趣班给学生们上课。他深信，起源于码头的川江号子，总能找到合适的人，让这项技艺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和喜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