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盛区以这种“官民圆桌会议”的方式公开信息、探讨问题、研究解决方案已历时3年之久———2005年时，万盛与江苏南京一起，成为世界银行首批在中国探索公共管理制度的两个试验区之一。

    3年之后，万盛积累了什么经验？万盛的政治生态因这一试验而发生着怎样的改变？

    时代信报 记者 颜安

    7月2日，万盛区建委会议室，40余名万盛区政府官员、普通民众围坐在一起。此前，他们每个人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希望能就“万盛区如何建设绿色宜居城市”这一话题，展开一场理性的对话。

　　不设主席台的会议

    参加圆桌对话会的人数并不多，但却来自各个层面，有区政府领导、区人大、区政协、会议主题相关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离退休老干部、普通市民和网友，其中带有官方背景的被归为责任方，而非官方代表则为利益方。

    圆桌对话开始之前，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布置着会场。记者看到，几十张桌椅被排列成四方形，参会人员围坐一堂，不分主次席位。

    但政府部门负责人身后有一块大大的蓝色牌子，上书“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绿色宜居城市圆桌对话会”。万盛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富斌向信报记者反复强调，圆桌对话的各方一律平等，而这样做是因为圆桌会议摄像备案的需要。

    对话于下午两点半开始，主持人是万盛报副主编陈春明。“选择媒体从业人员作为主持人，是因为他们与利益关联双方无直接利害关系，同时不乏专业知识。”区文明办宣传文化中心主任刘文勇说。

    会场始终弥漫着一股激烈的气氛。责任方代表之一，区建委主任詹旭东首先发言，“万盛区目前采取棚户区、拓展旧城区、开发新城区等三区并进的绿色宜居城市建设总思路。”他还介绍了区行政办公中心和副中心的概念方案。他的准备很充分，从幻灯片到设计图，再到效果片，一应俱全。

    利益方简单明了地阐释本部门职责及履行情况之后，便到了发问时间。老干部王茂贵问道，区内的污水处理似乎总是不达标，什么时候能够解决？“第二污水处理厂的资金已经落实，正在前期设计。”在座的政府官员立即答复。

    网友“布谷声声”要求官方拿出孝子河治理、过境大道修建等工程的详细时间表。

    另一位网友“毛毛大雨”似乎更为兴奋，他一连提出12个问题，涉及车库、商业用地、屋顶花园、节能设施、光污染等多项内容，这让来自责任方的詹旭东、以及区市政局局长王建军、区规划局总规划师张铮忙活了好一阵，才将问题全部答完。

    尽管激烈，但会议仍进行得十分有序，与会双方的心态比较放松。随着对话的深入，政府官员也逐渐开始发挥，“抢答”现象多了起来，一位官员表态说：“有权就是好，可以利用这点权为百姓做点实事。”

    会议以相关政府单位当场对所有问题作出回应、承诺而结束，官员代表则承诺“一定积极推进工作”。

　　圆桌对话始末

    对话曲终人散，市民得到了答案，官方公开了信息，双方皆大欢喜。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下一次圆桌对话估计很快就会召开，“只要部分百姓对某个问题有疑问，有争议，对话很快就会组织起来。

    万盛这种“遇到问题圆桌对话解决”的机制，发端于2003年。当时，万盛区东林街道6个社区建立了“社区文明论坛”机制，社区大小事情一律通过论坛形式让居民知晓，这是圆桌对话会议制度的萌芽。

    两年之后，世界银行发现了万盛的举措。碰巧的是，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名为“信息对接与圆桌对话会议制度”的课题。因此，被其认为是“中国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缩影”的万盛，就成了他们的试验田。和万盛享受“同等待遇”的地区，是江苏南京。

    “从形式上说，圆桌对话和论坛有些相似。”几乎参加了全部圆桌对话的东林街道宣传员罗贵容说。从论坛试验到几近成为沟通官民的常态形式，万盛“圆桌对话”的探索，经历了3年时间。

    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24日，万盛区南桐镇四湾社区举行了两次对话会议。严格说来，它们不能称为圆桌对话，因为其不完全具备圆桌对话的实质：由第三方主持、友好协商、交流互动、民主平等的精神。它实质上是工作座谈会，但也可看作万盛的试水。

    在这之后，圆桌会议逐步迈入正轨。从2006年3月15日至21日，万盛区连续召开了3次圆桌对话，议题分别围绕社区垃圾箱的设置、小区环境卫生及孝子河污染而展开。而与会者除利益方与责任方外，主持人分别来自居委会、区电视台及政协，属于利益的第三方。

    对话的结局让人满意。3月15日和平社区设立垃圾箱圆桌对话会上，东林街道办事处褚洪春主动接下了社区设置垃圾箱牵头单位的担子，而区市政局则承诺在一周之内解决和平社区垃圾转运不及时问题，并协助街道和社区设置30个垃圾箱，区建委将对和平社区新房屋建设的环境卫生配置情况做严格检查。

    而在3月16日的“铁路村社区改善环境卫生状况圆桌对话会议”上，区环保局、市政局当场表示，一定先解决治理垃圾圈的资金问题，如有必要，各职能部门愿意联合向区政府争取资金，并对居民的环保意识作进一步宣传和教育。

    这几次对话获得成功之后，圆桌对话的规模开始向微观发展。2007年，各镇、社区组织了难以计数的圆桌对话。根据一份资料显示，对话后绝大多数参会人员认为自己对政府政策了解得更清楚了，并表示对话制度有助于提高公众保障自身权利、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

    正因为如此，已结题1年有余的该项试验，被万盛区保留了下来。“最近，我们的主题转向了棚户区改造，这里面涉及了太多利益和问题，不通过圆桌会议就很有可能出事。”罗贵容说。

    未尽的课题

    城区的垃圾少了，孝子河的泡沫、臭气以及白色污染消失殆尽了，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细节，尽管在外人看来有些微不足道，却是圆桌对话功效的真实体现。

    与其内容上的效果相比，圆桌对话的形式更加让人耳目一新。

    世界银行设立“信息对接与圆桌对话会议制度”的课题，本质是为了推进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向前发展，目的则在于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培育一种官民平等对话的意识。

    而万盛的探索与实践，则被认为“实现了预期目的”。

    世界银行委托重庆市社科院“全程跟踪”万盛圆桌对话，主要负责人是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丁新正。

    “经过几年的培育，万盛官民平等的观念已经萌芽。”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他对万盛圆桌对话作了如此评价。

    在他眼里，现阶段的圆桌对话，形式比内容更加重要。“在观念未树立之前，先把形式建立起来———就好比小学生戴红领巾一样，他可能不明白含义，但先通过教育将这个标识烙在他心里。”

    万盛的试点具有借鉴意义。社科院课题组在万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之后，随后又在环保、卫生、公交、市政管理等系统组织了圆桌对话，这也可看作是试点的延伸。而其他区县，也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将圆桌对话的精神运用到工作中。

    丁新正认为，圆桌对话可以化解基层矛盾，推进官民相互了解，从而使公共治理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最终实现公共治理。“社会应当由老百姓、政府和第三方组织共同管理。百姓可以通过圆桌对话监督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

    与现实联系起来，这显得尤为重要。他说，最近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表明，圆桌对话倡导的公共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一点恰恰为不少官员所漠视，导致个别权力部门脱离人民，结果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和升级。

    圆桌对话已经在万盛走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并进行了尝试性推广，但仍有相当多的疑问亟待解决。

    “信息掌握在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手中，如何扭转社会公众在信息公开中的被动地位？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圆桌对话的后续反馈、民主监督以及法律诉求机制，从而对决策产生作用？如何使圆桌会议制度成为现有制度的一部分，长期发挥作用？这是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的领域。”丁新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