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北京晴空万里，午休之后，93岁的老人钱敏像往常一样，走到书架旁，翻阅起各种书籍来，一本关于重庆的画册映入老人的眼帘。

    菜园坝大桥、朝天门大桥、大佛寺大桥……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大桥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宏伟壮观。

    看着主城不断“扩容”的筋骨和脉络，钱老眼前不禁浮现起1977年的那一幕：

    珊瑚坝上，经常是万人齐聚。工人、军人甚至幼儿园的学童，全民出工出力，为修建重庆主城的第一座长江大桥“添砖加瓦”。

    如今，虽然重庆长江大桥必须加上“石板坡”这个限制词，才能把它与更加宏伟壮观的其他大桥区别开来。但30年来，对重庆的美好记忆，钱老依然难以割舍……

　　大桥为媒主城南进

    “市中区已经没地方了，只能向南岸发展，可当时从南岸到市中区只有轮渡。桥，必须得建。”

    1977年11月是一个对重庆极其特殊的月份，钱敏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就在这个月，石板坡长江大桥经过艰苦准备，动工了。“那可是政府的‘一号工程’——重庆要修第一座市区内的长江大桥！”

    1960年，长江小南海铁路大桥竣工，这是重庆的第一座跨江大桥。1966年，因三年自然灾害等原因，工期几度延长的嘉陵江牛角沱大桥，在历经8年之后，终于竣工通车，成为我市第一座城市跨江公路大桥。此后近10年，重庆的跨江大桥建设都处于空白。

    重庆人对刚刚动工的这座长江大桥寄予了太多的希望。这个希望，不仅仅是对长江上第一座主城公路大桥的渴望，更重要的是，它将吹响重庆主城开发、扩容的第一声号角。21世纪之初，北部新区横空出世，催生了重庆城市开发建设的一个新概念——“主城向北”，可很少有人还记得起20多年前的“主城向南”。

    严格地说，从1949年解放到1978年的近30年间，重庆主城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主要城市形态几乎都集中在狭窄的渝中半岛上。改革开放，农村要突破，城市要发展，而主城向何处突破、发展？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南岸。钱敏一语中的：“市中区(直辖后改为渝中区)已经没地方了，只能向南岸发展，可当时从南岸到市中区只有轮渡。桥，必须得建。”

　　筹资6468万全民上阵建桥

    3年艰辛。1980年7月，重庆长江大桥举行隆重的通车仪式，山城万人空巷，群情振奋，欢庆大桥通车。

    这座大桥的建设，颇有些乡土色彩。就像村里要修桥修路，所有村民要出工出力一样，很多重庆人都参加了大桥的义务劳动。珊瑚坝上，经常是万人齐聚。“当时提的口号是人民大桥人民建，工人、军人甚至幼儿园的学童都参加了这座桥的建设。”钱敏回忆。跟他一样，今天40岁以上的重庆人，很多都保存着亲手修建长江大桥的美好记忆。

    然而，就是这座凝聚了重庆人太多希望的桥，却差点难产。“当时这座桥的建设迫在眉睫，可6468万的建设资金哪里找？市里的人整天都在想，怎样找钱。”

    市里的领导多次协商后，只得硬着头皮向中央、向四川省请求帮助。经过几番周折，最后磋商的结果是：“中央、四川省各拿出三分之一的建设资金，剩下的建设经费以及拆迁费，由重庆市自己想办法筹措。”这样一来，资金才得到解决。

    修桥需要的水泥也很麻烦。当时水泥厂就在桥头，但由于当时的体制问题，建桥用水泥还得到省里批指标。来回周折，是现在建桥所不可想象的。

    3年艰辛。1980年7月，重庆长江大桥举行了隆重的竣工通车仪式，山城万人空巷，群情振奋，欢庆大桥通车。其时，万里长江上除了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跨江大桥屈指可数；重庆这座近2公里长的公路大桥规模可排第三，全国瞩目。叶剑英元帅亲笔题写了桥名：重庆长江大桥，至今镌刻在桥头。

    30年巨变。今天，“重庆长江大桥”必须在桥名里加上“石板坡”这个限制词，才能把它与更加宏伟壮观的菜园坝、朝天门、大佛寺、李家沱等长江大桥区别开来。

　　“造反派要停产闹革命，我们要生产闹革命”

    1970年，时任四川省计委副主任的钱敏来到大足汽车厂(现红岩汽车)视察。“生产汽车的车间都长草了，很多机器的重要零件也不见了。”

    没设备怎么生产？钱敏找到老工人，“老工人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你不要着急，我们把重要的零件都藏起来了’。”听到这话，钱敏才舒了一口气，赶忙召集老工人，重新组织生产。

    1972年11月，钱敏任重庆市委第二书记，主管工业。

    “我过来的时候，重庆企业的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为了解决企业停产问题，钱敏在重钢一住就是9个月，“当时有一些人，连厂长的话都不听，不恢复生产。”“不生产就没钱，工资还要不要发？”钱敏在不同的场合一遍遍说这些老实话，但一些人仍听不进去，还给他取了个绰号——消防队长。“造反派要停产闹革命，我们要生产闹革命，有人就说我要灭革命的火，是消防队长。”钱敏说。

    正是经过“消防队长”的不懈努力，才排除了各种阻碍，使长航等大型企业相继恢复生产。

    “‘四人帮’粉碎后一个星期，重庆就全面恢复了生产。”正因如此，中央统战部组织北京的文化人、多国大使到重庆参观，一时间重庆又成为了全国的新闻焦点。

    小小阳台见证“解放思想”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钱敏说，文章发表后，市里领导首先进行了讨论，再分成若干个工作小组，利用下班后一个小时到工厂宣传。

    “到工厂宣传，有人认识不到为什么这样提。我就说，你今天没认识到，回去好好想想，我们明天再来。”宣传工作陆续开展了几个月，“大家的思想解放后，才完全统一到这一中央精神上来”。

    认识真理标准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

    解放以后二三十年，我国城市住宅基本都是按照苏联的样式和标准修建的，人们所熟悉的“筒子楼”就是典型例子。重庆当然不例外。这样的房子，一般都是没有阳台的。钱敏说，1976年，在上清寺新建一批住房，他就建议要增加阳台：“因为重庆夏天太热了，当时又不像现在这样有空调，增加阳台就可以通风。”但钱敏的建议也遭到了抵制和反对：“有些人说建阳台破坏市容，有些人说增加了成本，房价高了。”

    但钱敏还是下决心要打破旧有条条框框。重庆房屋配阳台的结构就在激烈的争论中诞生了。同样，在争论声中，重庆房屋的层高也由2.4米增加到3米。这两条基本的标准，今天已成铁律，惠及千家万户。

    他们见证激荡30年

    四、五月间，我们的记者奔走在重庆、北京、成都三地，寻访到一批特殊的见证人——1978年以来多位重庆前市委书记、市长。他们中有在重庆工作、生活长达近60年的，也有工作3年多便调离的。

    他们亲身主导或参与了重庆改革开放30年来一次次重大决策、重大转折；那些曾发生在每个重庆人身边的大事小事，从他们口中娓娓道来、逐一解密，我们方才明白：“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1980年重庆长江大桥通车，拉开了主城拓展的大幕，这是老书记钱敏披露的历史；1982年出访法国，结下第一个国外友好城市图卢兹，走出对外开放的一大步，这是老市长于汉卿的回忆；1985年重庆“超标”将成渝一级公路路基扩大至28米，为成渝高速公路打下伏笔，奠定今日川渝经济圈好局，这是老市长孙同川心里的秘密；2002年底到2006年初，“8小时重庆”基本实现，这是老书记黄镇东难忘的故事……

    还有廖伯康、蒲海清、包叙定……这些名字，今天起都将在我们的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特刊里一一现身，向读者讲述这激荡30年里，他们所经历的重庆故事。

    这30年，我们逐步走出了一条有鲜明重庆特点的发展道路。在又一个30年开启之际，在3100万重庆人前行的路上，我们会继续总结经验，解放思想。我们相信，我们会走出一条更新，更宽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