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童

    留长指甲不舒服，做事也不方便。但看见那些精心保养的，如葱根般的手指，还是忍不住留几回长指甲。望着美容小姐轻轻修理指甲，脑子里却走起神来，想起江姐，想起她在阴暗的刑讯室里经受的种种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是早已熟知，而用竹签穿指头，那样一种十指连心的感觉，特别让我心里难受。要知道，江姐是知识女性，也不到30岁，属当时的白领，是理想和信念，使一介纤弱的女子，经受住了十指连心的痛苦，在这里，我读懂的是“英雄”两个字。

    从小在万州长大，听过很多江姐的故事。第一次知道江姐，是在教室看一本发黄的连环画，江姐站在城门前，悲痛地望着丈夫那高挂的头颅。旁边高年级的同学过来说，这书有毒。我奇怪地拿起来闻了又闻，没有什么味道呀？小学五年级，借到了《在狱中》，后来又看了《红岩》。那时高中生对我们说，这本书不准看了，作者是叛徒。我这才知道，所谓有毒，指的是精神上有毒害，那时正是文革时期，《红岩》当然也在被禁之列。可是，纵然别人说有毒，江姐的坚强、勇敢，从事地下工作的艰苦和传奇，还是使她在我心中成为一位神秘而非常的人物。

    终于到了1976年，《红岩》再版，电影、歌剧也到处放映，《红梅赞》的歌儿传遍大江南北。我才懂得，江姐在全国的影响有多大，知名度有多高。短发，围一条白围巾的江姐，永远是寒风中一支耀眼的红梅。

    有位初中同学，家在万州的万安桥旁边住，她告诉我，她们院子里的一个人，解放前亲眼在法院门前看见过江姐。叛徒喊一声江姐，江姐回过头来，就被特务抓走了。听说江姐当天晚上就被押往重庆，为了将她被捕的消息传出，保护地下组织，她在上轮船时和船舱里，故意大声狠骂叛徒。

    参加工作后一位女同事，如果出差忘了带面霜，都会用手搓搓脸，说江姐就是这样，擦点自来粉。她说，她的父亲当年曾和江姐共过事。我觉得，江姐开始从云端走下来。

    老家的一位表姐从云阳搬来万州。那时的人，墙上都挂有装照片的镜框，我在那里面，竟然发现了江姐牺牲前的一张全家福，几岁的彭云坐在中间。另有张表姐夫去哈尔滨探望彭云的合影，长大了的彭云戴了高度近视的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表姐夫彭孝伦告诉我，江姐的丈夫彭咏梧烈士，是他的叔叔。我呆呆地望了照片好久，江姐竟然和我家沾亲带故？

    暑假去云阳红狮乡的外婆家，才知道彭咏梧的家离外婆家不远。外公说，彭家和我们沾亲，彭咏梧和原配妻子结婚时，外公还去参加了婚礼，送的贺礼是外公亲手加工的豌豆粉条和一罐白酒。彭的原配妻子上世纪70年代在重庆去世后，老家也派人去悼念。我曾在外婆家附近就读的小学，现在已改名为咏梧小学，江姐的丈夫竟然和我是先后校友？那时节，我突然觉得外婆家不仅是外婆家了，那里有江姐爱过的英雄。

    后来，我在报上读到江姐的狱中遗书，是用竹签写在草纸上的，抬头写的是竹安兄。我拿给母亲看，母亲说，她认识竹安，是彭咏梧原配妻子谭女士的弟弟，一般介绍只说是江姐的表弟，这是那个特定年代的保守，彭云就是由谭女士抚养成人。我更加好奇了，江姐遗书提到的人，母亲竟然认识，江姐如果在，我可能有机会去她家，听她讲讲狱中斗争史？于是，报上每登一次江姐遗书，我都认真捧读。年轻时的感受并不太深，如今我也历经沧桑，再读时，更深地感到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眷眷深情，最后一句“云儿就托付给你们了”，好让我心碎。江姐在丈夫先她而牺牲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才放下年幼的云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刑场。

    江姐不仅是银幕上舞台上书中的人物，在我心中，她既是英雄，又是极其亲切普通的女人，她的身影,时时就在我们周围。

    江姐并不是万州人，然而，她曾在万州战斗过，她的影响是无声的。在如今的和平年代里，时尚和爱美似乎成为女性生活的主流。然而江姐的坚强，江姐的坚韧，江姐为追求理想而矢志不渝的精神，依然在万州女儿身上闪光，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时时可见一株株艳艳的红梅，江姐在其中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