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趋向形式主义、成为“标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解放思想的环境还不够宽松

用“纵尺”衡量，直辖10年，重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记者 钟志兵 摄(资料图片)

    山城重庆，新一轮解放思想活动在低调中启动。

    3月2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打着一条蓝色网格图案的领带，与身后浅蓝色的幕布相映。面对台下700名各级干部，他重点强调了“对外开放”四个字。

    从东北到中央再到西南，薄熙来看起来精神奕奕，他斩钉截铁地说，重庆要取得更大发展，关键在解放思想，核心是扩大开放。

    “这就好比打乒乓球，如果只在家里和老婆、孩子打，也会赢得挺开心，但难有长进。敢于和强手交锋，就是输了，也会进步。”

    这是薄熙来在“重庆市管党政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强化培训班”上作的第一讲。据称他时有脱稿，而这份题为《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把“314”总体部署落到实处》的专题报告整理成文后近20页。

    重庆市长王鸿举随后宣布，当日起至今年12月底，在重庆全市党员干部中开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

    继前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主政广东掀起解放思想大讨论之后，重庆这样大规模的思想解放活动引人关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解放思想”口号在地方要员中遥相呼应，意义非凡。

    粤渝两地都将新一轮解放思想活动分为三个阶段，最终目的都是确定地方未来发展的具体切入点、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

    时间与形式上的贴近，令外界推测两地的解放思想活动缘自中央统一布局。无论如何，重启解放思想之路，都是重庆、广东以及中国各地在30年发展之后，基于老毛病、新问题而产生的迫切需求。

    这个拥有众多农村人口的年轻直辖市，正试图把握住一个大机遇：2007年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何借机促进地方新一轮大发展，是一年来重庆地方干部苦苦思索的最主要问题。

    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苟欣文说，目前重庆已经提出建设中国内陆“最开放”的城市。“解放思想就像一艘船，可以搭载我们到对岸。当然在不同的阶段，目的地也是不一样的。”

　　重在破除干部保守思想

    位于西南腹地、长江上游的重庆，深刻地感受着不进则退的压力，用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曾礼的话讲：“小进也是退。”

    “真正搞好开放，动力就来了，这个地区就可以加快发展。”在3月26日的报告中，薄熙来概括说，中央几代领导人都旗帜鲜明地推动对外开放，认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在700多名重庆主要干部面前，薄熙来解释了对外开放何以振兴重庆：一是可以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种种经济要素；二是能够参与更高平台的竞争；三是可以分享中国成长的机会。

    薄熙来特别鼓励重庆一些地方主动承接东南沿海企业和加工贸易的转移，尽管为此重庆必须面对作为内陆城市的劣势---运费将增加出口商品成本约4%至6%。

    在薄熙来看来，种种难题之中，改变干部们的观念显然更为重要。与广东把经济转型作为解放思想的着力点不同，重庆将破题之处锁定在“扩大开放”上---重在破除内陆干部的保守思想。

    曾礼发现，薄熙来在与库区干部交流时，每每谈到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发展情况，共同话题就变得少了。

    另一个例子是，地方干部讲到重庆发展时一般都喜欢和其他计划单列市、省辖市比较，从而得出结论，重庆获得了相当大的优势。而直辖市重庆本应与北京、上海、天津比较。

    “目前重庆干部的精神状态、能力与其担负的历史使命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苟欣文说，这包括库区对中央支持的依赖心理、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的落后观念等等。

    广泛接触地方干部的曾礼分析说，重庆地处西部内陆，对外界了解较少，行政升级到直辖市时间也比较短，干部们还不适应用更高的视野和角度去看待问题、审视自己。

    另一方面由于地域等原因，重庆的人才引进也很困难，导致干部队伍中缺乏来自发达地区、具有先进理念的人才。“到区县这一层，几乎是本地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他们有自己的优势：熟悉地方、吃苦肯干。”曾礼说，但这类干部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知识储备不足，当重庆面临新使命时，某些能力的缺乏就显得相当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