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矛。

包金车马器。

铜器盖。（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6月25日，奉节永安镇墓群M99号墓出土随葬品的研究成果出炉。

　　从2005年开始，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奉节永安镇墓群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出土陶器、铜器、玉器及金银器等各类随葬器物1200余件。

　　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M99墓室的封土时，近两百件以青铜器为主的随葬品在夏日阳光下闪烁着幽绿光芒——这是三峡地区重庆段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战国墓葬，其随葬品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堪称一部青铜铸造的战国史诗，是战国中期巴楚争斗不断，楚国逐渐控制瞿塘峡以西一带的实例。

　　墓主人沉睡于高7米多的墓葬内

　　在三峡战国墓葬中，M99号墓堪称巨大。

　　究竟有多大？发掘领队、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袁东山给出了一组数据——其墓坑开口距地表仅1.2米，向下却垂直延伸7.02米，相当于现代住宅两层半的高度。墓室底部呈长方形，长5.8米、宽4.08米，面积近24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客厅的空间。

　　更令人震撼的是其“甲”字形的完整结构：南侧斜坡墓道长达6米，以27度角倾斜而下，如同一条通往地下世界的巨型通道，最低点距墓底达3.2米，足见营建时的工程难度。

　　此外，M99号墓的墓壁还经过特殊的抹泥处理，呈现精密的分段设计：上部近乎垂直，下部则陡峭如悬崖，光滑壁面还残留着工匠抹平的指痕。

　　然而，墓主遗骸的保存状况却与宏大的墓室形成残酷对比。由于墓底位于三峡水库蓄水线之下，渗水浸泡使棺椁与人骨严重朽坏。考古专家仅能从淤泥中辨识出零星的腿骨与肢骨残痕。这些钙质碎片以“仰身直肢”的姿态指向正北方，头骨与其他躯干骨骼已彻底消融于水土。但椁室北部木棺位置残留的彩色漆皮——朱红与玄黑交织的斑驳色块，仍然暗示着髹漆棺木曾经的华贵。

　　当考古人员在棺内清理出墓主人最后7件贴身随葬品时，主人的身份仍然未解：直径14.5厘米的玉璧以黄白色玉料精雕，内外缘凸棱拱卫着整齐谷纹，是典型的楚式礼玉；铜削的扁环首与曲背造型，复制着楚贵族的日常生活用具；还有三柄虎斑纹柳叶剑和两柄巴式矛紧贴尸骨，将巴人尚武之魂凸显。

　　袁东山说，当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的烽火燃至扞关，墓主为巴人的可能性较大，但受楚文化影响至深，可能是接受了楚国封赏或任职于楚国的巴人中上层贵族将领。

　　30件车马器彰显将军威仪

　　距M99号5米远的地方，一个战国时期的殉马坑先于墓葬出土。于是，在墓葬中找到对应的车马器，成了现场所有考古工作者的期盼。

　　墓葬的发掘也最终没让所有人失望。袁东山说，在M99墓中，他们共发掘出了包括车轴饰、伞箍、盖弓帽、节约和马衔等30件车马器。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8件包金铜节约。它们中的两件如微型盾牌，三条夔龙在包金层下游走翻腾；其余6件则似绽放的金色花朵，每片花瓣都镌刻着夔龙纹。

　　什么是节约？袁东山解释，顾名思义就是节制与约束，是一种用于马具的装置，用于连接和固定马身上的革带，以实现操纵马匹的目的。

　　而在车舆构件中，两件伞箍呈可拆卸状态，管状套件通过中部双箍咬合，可自由伸缩调节车盖高度。马衔的构造更显精妙：长达21厘米的马衔由椭圆形环与绳索状柱体咬合而成，出土时仍保持着咬合状态。

　　虽然木质的车身已经在时光中消弭，但这些留存下来的青铜车马器，仍然彰显着墓主人昔日的显赫身份。

　　86件随葬兵刃组成战国武器库

　　M99墓室出土了86件青铜兵器，它们构成的不是简单的陪葬阵列，而是一座微缩的战国武器库。

　　袁东山说，这些寒光凛冽的兵刃占据了全部随葬品的近半壁江山，宣告着墓主以武立身的宿命。

　　在这批出土武器中，许多都带有加速敌人死亡的血槽，比如出土的2件铜矛的矛叶后端脊侧精准开凿的“放血槽”，如同毒蛇的獠牙沟壑，令2300年后的观者依然能感受到森然寒意。

　　墓葬中随葬兵器的多样性谱写了冷兵器的百科全书，这些兵器种类齐全，实战特征鲜明。

　　3件柳叶形青铜剑均具有扁菱形脊，其中两件在脊上开有血槽，这种增强杀伤力的设计是近身格斗利器的标志。

　　矛的数量最为庞大，达35件，形制多样。一些铜矛骹部普遍装饰的巴蜀符号、蝉形纹、手臂纹、虎纹及云雷纹，则赋予了这些兵器强烈的巴文化地域特色。

　　4件配备直援、胡及穿的铜戈构成了标准的勾啄兵器组合。远射武器同样齐备，41件青铜镞以36件圆锥形长铤镞为主力，辅以少量三翼镞和铁铤铜镞，并配备了两件铜弩机，展现了远程打击能力。此外，四件装饰巴蜀符号的铜钺和一件铜鐏也补充了兵器组合。

　　从血槽矛的致命设计、铁铤铜镞的材质突破，到剑身虎纹的图腾崇拜、戈戟合范的铸造智慧，这座86件兵刃构筑的地下武器库，不仅是墓主军事权威的冰冷象征，更是战国时代金戈铁马、工艺与杀意交织的永恒回声。（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实习生 胡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