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科学、不合理的城市规划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规划”的出笼？又是谁作为“幕后推手”导致了规划浪费现象频频发生？诚然，我国城市化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没有先例的特殊国情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但也不能否认那些造成规划浪费的主观原因。有关专家对此概括为：长官意志导致的“政绩规划”、利益驱动导致的“商人规划”、盲目崇洋导致的“过度规划”和缺乏法制意识导致的“随意规划”。

    ■长官意志过强导致“政绩规划”

    记者发现，时下，在一些城市，不具备相关专业素养的市长俨然变成了“首席规划师”。有关专家指出，权力凌驾于科学之上，地方决策者的长官意志过强，导致“城市发展观”出现偏差，形成所谓的“政绩规划”，是当前规划浪费的关键原因。

    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段进教授认为，城市规划容易出政绩，政绩驱动型的规划又难免不科学，由此造成的浪费比建设中的浪费要大得多。一些地方决策者也想把城市经营好，但其发展观、政绩观出现偏差，对城市的性质、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等存在认识误区，贪大求洋，而对城市的品质、品位以及市民的舒适度缺乏应有考虑。

    为了追求政绩，许多地方不顾实际盲目跟风严重。段进介绍说，规划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已先后经历了几次跟风。

    一开始是搞开发区，一哄而上；接着搞大广场、大草坪，互相攀比；后来又搞大学城，大中城市都上马；再后来就搞国际化大都市，纷纷喊出豪言壮语；后来又搞CBD，连中小城市都在跟风，有的小县城规划CBD动辄就搞一两个平方公里，而国外真正国际化大都市的CBD也不过三四平方公里。前段时间流行玻璃幕墙，一些日照强烈的城市也在跟风，带来很多光污染。眼下又开始流行城市生态区建设，一挖几个平方公里的水面，号称“水生态”，其实很多地方是不切合实际的，完全没有必要。

    在一些城市，城市规划犹如某些领导手里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追求政绩，盲目扩大城市规模，急功近利，造就了诸多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短命工程”，甚至出现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段进为此深感痛心：“这样单纯为了政绩而出台的规划怎么可能会符合科学发展观呢？而且，把每个城市都弄得千篇一律，缺乏个性，难以做到因地制宜，从而造成了巨大浪费！”

    一些地方迫于城市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再加上利益驱动，一味迁就投资商、开发商，不惜降低规划门槛甚至牺牲规划来换取引资，任由开发商左右城市规划，这是造成规划浪费的又一大原因。

    隶属中治集团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徐祖麒认为，某些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为一时的GDP千方百计地迎合开发商，甚至出于私人利益考虑与开发商沆瀣一气，导致招商引资和城市开发缺乏统一规划。“一些地方哪块地可以拿出来开发是由开发商说了算，一些地方的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混在一起，有的高污染企业甚至就建在两个别墅区之间，把城市面貌搞得乱七八糟，城市功能也紊乱不堪，如此怎能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徐祖麒说。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周琦教授说，因规划布局不合理造成巨大浪费早有教训，上世纪80年代的长三角地区以及现在中西部不少地方，为经济发展在短期内提速而降低规划红线、忽视产业布局，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纷至沓来，看似解决了就业，拉动了市场，但等到企业要转型升级、合并淘汰时，却又带来了难以估价的经济损失。

    ■盲目崇洋思想导致“过度规划”

    在规划领域，崇洋的思想作祟，信奉“外来和尚会念经”，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规划浪费。

    当前国内不少城市几乎成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由他们主导的一些标志性建筑至今仍存在争议。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教授曾表示，国内规划领域有个奇怪现象，一些地方凡是重大规划动不动就要举行国际性的招标会，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的地方仅仅是把“有外国人参加”当作基本要求。为此还曾闹出笑话：一家外国规划设计公司受邀参加一个规划评审会，会上发现该公司派出的一名参会人员竟然对规划一问三不知。原来他是这家外国公司从大学“租用”的留学生，单纯出来撑场面。

    段进说，国外建筑师不熟悉国内各地的具体情况，大都迎合地方决策者的口味。比如景观设计，我们崇尚的是尊重自然，而外国公司可能会花很多钱玩噱头，搞“过度设计”，大量使用昂贵的花岗岩、大理石，搞豪华喷泉、华丽灯具等，看起来是富丽堂皇，实际上铺张浪费，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变相造成浪费。

    ■法制意识缺失导致“随意规划”

    由于缺乏法制保障，规划变动的随意性太大，一任领导一个规划，也是导致规划浪费的一大“祸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家彬认为，我国城市规划正面临的一大困境就是城市规划科学性很难保证，特别是对政府作用和市场功能的模糊界定阻碍了城市发展，在城市建设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不够完善，导致审批程序与实效性存在矛盾。

    段进指出，城乡规划法的出台，可以说从法制层面上有了遏制规划随意性的抓手，但一些地方决策者“把规划当政绩”的观念还根深蒂固。每个领导都想有所建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在城市建设上寻求突破。几乎每个领导上台，都要有重大的城市发展结构调整，久而久之，就会引发浪费。换一任领导就变一次规划，今天决定城市重心向南边发展，明天又说要向北扩张，规划一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向就跟着变，带来的浪费就不可避免。

    他分析说：“国外很多城市的发展规划数百年没有大的改变，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初的规划设计科学，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执行严格，保障了规划的严肃性。比如美国的华盛顿，200多年都没有大变动，一直按照城市的中轴线在发展，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也是这样。这些城市给人的感觉很协调，古老与现代巧妙融合，层次分明。而国内不少地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像交通拥挤，今天建高架桥，明天改地下隧道，重复建设，劳民伤财。”(记者王骏勇　戴劲松　何丰伦)